近期，美国政府连施恶行，将关税作为高悬在各国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进行政治讹诈，特朗普总统更是坚称，如果美国当初坚持高关税政策，“大萧条”就不会发生。历史真是如此吗？事实是，95年前同样发动关税战的赫伯特·胡佛总统，一手制造了持续近十年的美国“大萧条”，并*终酿成了全球“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般“世纪悲剧”。

1919年**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饱受经济衰退困扰，而美国则在孤立主义倾向下，迎来建筑业空前繁荣、制造业产出爆发性增长、农业机械化大生产普及、消费主义文化盛行，以汽车、无线电收音机为代表的消费品支撑起美国“咆哮的20年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21年8月的63点攀升至1929年9月的峰值386点，但也埋下了生产过剩的隐患。伴随美联储加息以限制股市投机，1929年夏天美国开始出现经济衰退迹象，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的恐慌性抛售引发股市急剧震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至298点、较峰值下跌23%，被称为“1929年大崩盘”。但那个年代，90%的美国家庭并不持有股票，因此经济衰退亦未大范围蔓延。

为挽救美国经济衰退和解决生产过剩危机，1929年3月4日才就任总统的共和党人胡佛，接受了国内各方不断强化的保护主义要求。彼时，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犹他州参议员里德·斯穆特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俄勒冈州众议员威利斯·霍利发起了一项提高关税的法案，旨在保护农业和制造业免受外国廉价商品竞争影响，随即有1000多名经济学家公开请愿敦促美国政府否决这项立法，但*终是1930年6月17日胡佛将之签署成为法律，即《1930年美国关税法案》（又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其将美国3300多项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水平提高到约60%——已达到其他国家商品无法在美国销售的程度。法案一出，美国股市应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至140点、较“1929年大崩盘”再度下跌53%。

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生效后，美国2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实施了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对120种美国产品加征30%关税，涵盖农具、鞋子、汽油、黄油、肉类等，并转向英联邦市场；法国对美国汽车关税提高到125%；德国对美国小麦加征50%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古巴、西班牙等紧随其后，均大幅提高了对美国商品进口关税。至1932年，全球共有60个国家提高了整体关税水平。1929年至1932年间，胡佛政府发动的关税战导致美国对欧洲进出口额分别从13亿美元和23亿美元下降到3.9亿美元和7.8亿美元、降幅67%，美国出口总额从54亿美元降至21亿美元、降幅61%，全球贸易额从360亿美元下降到120亿美元、降幅66%。

在贸易环境急剧恶化的同时，胡佛政府发动的关税战迅速将美国自身全面推向“大萧条”。1929年至1933年间，美国GDP下降了30%，批发物价指数下降了33%，工业生产下降了47%，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386降至41、降幅89%；约1500万美国人口失业、失业率达25%，人均收入减少了40%，就业人口收入缩水了33%，制造业工资下降了60%；美国企业大范围倒闭，农场主破产激增，并引发银行业恐慌，超5000家、约1/5的美国银行倒闭，而美联储则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银行业恐慌，还故意收缩货币供应，导致货币供应量下降31%，造成严重通货紧缩。美国面临自南北战争以来*严峻的困境，直至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全球对工业品需求猛增，美国才彻底从“大萧条”阴影中走出来。

同期，由于国际金本位制将所有国家都以固定货币汇率网络连接在一起，“大萧条”迅速从美国蔓延到世界各地，造成人类现代历史上持续时间*长、*严重的经济衰退。大多数国家产出急剧下降、需求萎缩、严重失业和通货紧缩，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30%或更高的批发物价指数下降，多达1/4的劳动力失业。尤其严重的是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阿根廷、巴西、日本等也经历了经济的急速衰退。“大萧条”还导致全球原材料价格极度下跌，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主要出产国带来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

在全球经济衰退之外，胡佛政府发动的关税战也以更为深远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在国际货币领域，其加速了自1821年在英国首次实施并持续约一个世纪的国际金本位制的终结，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大萧条”时期脱离了金本位制，尽管二战后在美国主导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恢复了美元锚定黄金的固定货币汇率制度，但其他经济体从未以对金本位制的信念来接受该体系，至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浮动汇率*终取代了固定汇率。在国际贸易领域，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逐渐被各国摒弃，全球迎来双边、多边低关税自由贸易时代。在国际政治领域，受关税战影响，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国际防务等非贸易问题上的合作迅速降温，孤立主义倾向不断强化，加之全球经济衰退，为政治极端主义的兴起创造了完美的环境：在欧洲，德国因出口崩溃加剧经济危机，魏玛共和国支持率暴跌，纳粹党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成为德国元首，并于1939年入侵波兰，掀起欧战序幕；在亚洲，日本国民经济同样岌岌可危，工业生产萎缩、农业产量下降、对外贸易受阻，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程度不断加深，为转嫁国内矛盾，日本于1937年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罄竹难书。*终，胡佛政府发动的关税战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经济损失高达5万多亿美元。

历史可为镜鉴。今天，特朗普政府无视美国人民基本生存生计以及全球贸易伙伴正当权益，公然向世界各国发起关税威胁，已引发美国国内市场高度恐慌、“股债汇”三杀，全球资本市场亦因之剧烈震荡。更有甚者，美国已宣布将2026财年国防预算提高到史无前例的一万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支出超四成……关税战、贸易战为引，“世纪悲剧”魅影浮现。时移世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全有能力应对关税战、贸易战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战争。中国也正与世界各国坚定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美国霸权、稳定全球贸易和资本市场，并加快重塑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